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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后是关于治安体系的一场会议。
自去年出兵占领成都平原，华夏军治下的民众扩张何止百万。统治这样大的一片地方，不是有几万能打的军队就行，而在和登三县的几年里，虽然也培养了一部分的事务官，但终究还是不够用的。
过去的武朝，或者说整个儒家体系中，统治地方一直都是皇权不下县的玩法，这与封建社会的政治资源状况是相配套的。但对于华夏军来说，将地方完全归于乡绅已经不明智，这是因为华夏军的纲领融合了部分的民主思想，讲求民权与民智，但同时，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，一样不适合眼前的状况。
在后世，经历了百年的屈辱，再加上《资本论》、马列这一系列颇为严谨的理论和纲领支持，到令得这种彻底的变革走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来。在眼下，武朝阔气了两百年，屈辱不过十年，过于激进的手段很容易变成一场无法停止的狂欢，纵然不至于步入方腊的后尘，实际上也难以产生良好的结果，这一直是宁毅想要避免的。
而在眼下，华夏军关于“华夏”这一块的提法，要求人们变革自强，拥有自己的权力，捍卫自己的权力，但一时间，也无法被底层民众深刻理解。毕竟在过去的上千年，读书人扛起一切社会责任，苦哈哈们埋头工作就是深入人心的分工方式。令军队“自强”，可以用军法，令民众觉醒却无法强制，因此，“华夏”的提法固然能在小苍河那种艰难时期振奋人心，却很难在和平的西南成为推动一切的核心理念。
那么，在此时的西南，能够成为核心理念的到底是什么？宁毅选择的仍旧是契约精神。
将退役或是负伤的老兵调配到各个村落成为华夏军的代言人，制约各地乡绅的权力，将华夏军在和登三县推行的基本的人权与律法精神写成简单的条例，由这些老兵们监督执行，宁可让执法相对机械化，打击各地为富不仁的情况，也是在这些地方逐渐的争取民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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